把父亲送进监狱后 她仍不原谅母亲 有足够勇气与父亲对抗

审判

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被告席前，播放的20分钟视频是开庭前6小时才录好的。

视频中，汤小甜总体平静，只在某些地方，仿佛仍然被语句后面不堪的记忆所干扰，有一丝紧张，或停顿片刻。她向法庭讲述了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，在多个时段，被父亲汤某涛强无数次强制猥亵，强奸未遂以及一次强奸的经历，“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修复自己的情感……我把自己修复好了以后，才敢坐在这个镜头前，向法官、向司法机关、向社会大众去揭发他当时的暴行。”

因为在非洲工作，8月19日的开庭，汤小甜只能用这种方式参与。代理律师万淼焱说，播放视频时，汤某涛“一直不敢抬头看女儿”。

汤小甜的悲剧起源于父母无爱的婚姻。1994年，汤小甜出生后不久，医学本科毕业的父亲汤某涛就去了深圳从医，很少回家。4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汤小甜由母亲刘芳抚养。由于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收入较低，汤小甜是一边听着母亲大骂父亲，一边被迫打电话找父亲要钱上学长大的。从出生至今，她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“加起来不到一年”。

2009年，汤小甜考上了北方一所三本大学。母亲拿不出学费和生活费，当年年底，按照母亲要求，她坐火车去深圳找父亲。在深圳的几天，她遭到父亲“摸胸”等猥亵。彼时，汤小甜只有15岁。2011年1月大二寒假，迫于经济压力，汤小甜去深圳，再次被汤某涛强行抚摸胸部和下体。汤小甜反抗，被打了一巴掌，她逃往同在深圳的三叔家，7天后独自回河南。前两次猥亵，汤小甜告诉了母亲和三叔，后者没有采取措施。2011年7月暑假，汤小甜再次前往深圳找汤某涛要学费，又遭到强制猥亵。她从深圳逃到东莞，乘无座火车回家。

2011年10月底，汤某涛前往汤小甜的学校，以“父爱”的名义对汤小甜洗脑，并以“报考考研辅导班”和“买笔记本电脑”两件事为条件，诱导汤小甜18岁后与其发生性关系。这次谈话，汤小甜偷偷录了音。

2013年4月，汤小甜考上研究生，需要1.32万学费。她再次找到在郑州装修新房的汤某涛，汤某涛在出租屋内多次猥亵女儿。6月，汤某涛以让女儿为其辅导英语为由，先后两晚将汤小甜的衣服脱光，实施猥亵，并试图强奸，但由于担心汤小甜奶奶发觉而中止。2013年6月底，汤某涛在其妹妹的出租房内强奸了自己的女儿。

事情过去8年后，直到2021年11月，从工作地埃塞俄比亚回国的汤小甜才向郑州郑东公安分局报案。2022年1月，汤某涛被检察院批捕。2022年8月19日，该案在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。检方指控了汤某涛从2009年至2013年对女儿汤小甜实施的7项强制猥亵、强奸罪行。

从庭审记录看，汤某涛显得慌张，表达语无伦次，反复强调“有一半指控是虚假的”“要学费是一个谎言”，声称此事是“一个巨大的陷阱”，说自己被汤小甜的母亲刘芳“算计了”，是“她幕后操纵导演，处心积虑，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。汤小甜表演陷害我”。

在侦查和庭审中，汤某涛均承认了从2009年至2013年多个时段，对女儿的强制猥亵行为，并当庭表示“这是错误的，我现在深深地认这个罪”。但他否认2013年6月底的强奸，称“并未插入”。

11月4日，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，“被告汤某涛作为被害人汤小甜的父亲，罔顾人伦，对亲生女儿实施强奸行为，并长期、多次对汤小甜实施猥亵，且有在汤小甜未成年期间对其多次猥亵的情形，导致汤小甜长期失眠、精神抑郁，性质恶劣，后果严重，应予从重处罚。”

最终，汤某涛因强奸罪被判刑8年，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5年，两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。

按照刑法，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期为五年以内，追诉期不能超过五年;强奸罪的刑期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。“但是汤某涛的强奸行为发生在猥亵的追诉期内，所以猥亵罪的追诉期限从强奸之日起计算。”代理律师万淼焱说，“是刑法的规定让他罪有应得。”

两次录音

一般来说，由于性侵案件多发生在隐秘空间和特殊人物关系间，往往面临证据缺乏问题。而汤小甜控告汤某涛强奸、强制猥亵一案，在过去9至13年之后，却得到了充足的证据支撑，堪称一个奇迹。

例如，判决书中法庭认定的多起事实中，2009年12月寒假第一次遭受性侵的情节，“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，证人刘芳(汤小甜母亲)的证言，某大学学生证及学费收据，2011年10月29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、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，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。”

2013年6月底的强奸事实，“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，证人刘芳、陆某、白某、杨某(三人均为汤小甜的朋友)的证言，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，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。”

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是2011年、2021年的两次相距十年的录音。

2011年10月，汤某涛的新婚妻子已怀孕，他到汤小甜的学校，父女二人有一次半小时的谈话。一万多字的文字整理稿中，17岁的汤小甜处在弱势——只说了500个字左右。汤某涛对汤小甜实施了大量的精神控制和洗脑，“所有女孩的第一次都是跟爸爸的”，“爸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，让你知道男人。因为你是单亲家庭，没见过男人的东西，都让你知道了。爸爸怕你好奇，怕你被别人骗了。”

在谈话中，汤某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强调“爱(性爱)”，“爱爸爸，爸爸会珍惜你，爱惜你”，“一辈子，爸爸最爱你，你是我最后的爱，我是你第一个爱”。记者粗略统计，这次谈话中，汤某涛提及“爸爸爱你”或“爱爸爸”意思的表达近30次。

他甚至主动谈及此前对女儿的猥亵行为，“(2011年)放暑假的时候，怎么跑了呢?是因为那子(方言)爸爸抱你是吧?爸爸抱你，爸爸下面有反应了是吧?”

为了让17岁的汤小甜“放得开”“想开一点，不要笨”，汤某涛告诉女儿，“任何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第一个男人就是爸爸，最爱的、第一个爱的男人就是爸爸。”他还说，“有些东西就是虚伪的、虚假的、骗人的。法律就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，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秩序，维护封建统治的。”

汤某涛劝说汤小甜寒假再去深圳，诱导她同意发生关系。并在接下来“买笔记本电脑”的话题中，将其作为交换条件，“只要答应爸爸，爸爸什么都给你”。

汤某涛没发现女儿在录音。他甚至预测到未来可能的“刑事危机”，暗示女儿，“你肯定也不会害爸爸，对吧。爸爸很惨，现在去坐牢了，你一分钱都没有了，而且名声还难听是吧。假设我要犯罪了，我要死了，我(现在)又领结婚证了，那第一继承人就变成她(新任妻子)了，是吧?”

第二次录音发生在2021年。当时，汤小甜已经找到了律师万淼焱。在后者指导下，她去深圳约见父亲。在此之前，父女俩已经断绝往来8年。

在广场边的凳子上，汤小甜以“即将结婚”为由，跟父亲谈了许多往事。谈话中，汤某涛承认了长达三四年时间里，对女儿实施的多次猥亵和一次强奸。他还补充了汤小甜早已忘记的“完事后，我让你去卫生间洗洗”等细节。在这次“告别过去”的谈话中，汤某涛依然“深情”表达了对女儿身体的渴慕。这次，汤小甜录了音，不远处的男友用摄像机录了像。

今年8月的庭审中，汤某涛承认，这两次，他都对录音不知情，因此所说的话都是“无心的”。他试图以此证明自己被陷害了，但对法庭而言，这恰恰证明了两份录音的真实性。

“抖腿勾引”

汤小甜几次试图抗争和逃避。

她第一次去深圳，因晕车昏睡被父亲摸胸，又因被诊断为阴道炎后被父亲塞药之后，打电话求助母亲。未果。回到老家后，她再次提起此事，母亲的回答是，“你爸爸说，你老是抖腿，勾引他。”妈妈还对她讲起邻居家某个继父和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事，某个爷爷对孙女进行猥亵的事。汤小甜觉得，仿佛在妈妈眼里，这种行为只是稀松平常的，并不需要阻止或报警。

她从此知道，妈妈是靠不住的，“说了也没用”。

无人制止，让汤某涛变得更肆无忌惮。

2010年底，大二寒假，汤小甜第二次去深圳问父亲要钱。遭到猥亵后，她强烈抗拒，被父亲打了一巴掌，一气之下离开家，去了同在深圳工作的三叔家。她对三叔讲了自己的遭遇，又对妈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，但两个长辈对此无动于衷。“大家好像把它当作一个丑事。”汤小甜尤其看清了母亲的“麻木，没有同理心”，“她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像是别人家小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。”

此后3年，一次次遭受父亲的猥亵甚至被强奸后，汤小甜再也没对妈妈讲过。

2021年12月初回到国内，汤小甜决定报警的时候，刘芳还劝女儿，“你不要报警。你爸爸力量很强大，你根本斗不过他。”汤小甜看到了妈妈那种“骨子里传统女性的劣根性”，“就是那种‘男人都很强，女人都很弱，女人就应该逆来顺受’的思想。”

最初，汤小甜也对报警、起诉没多大信心。但随着各项程序的进展，她的信心越来越强。

2021年年底，汤某涛被关进看守所后，汤小甜遭到了来自父亲家族长辈的辱骂——他们打来电话质问，“他年纪这么大，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走?”

三叔的辱骂最具有伤害性。2021年12月31日，三叔加回汤小甜的微信，从下午14:35开始，用尽恶毒的语言辱骂汤小甜，一直骂到19:00。“到处说自己被强奸了，你要脸吗?”三叔诅咒她，“记住，你的一生会和你妈一样!”

他还要求汤小甜“还钱”。汤小甜算了算，读书那些年，三叔给她的钱约在2万至2.5万之间。当天，汤小甜哭得没有力气，冷静下来后，她给三叔转账5万，“加倍奉还”。她在微信中对三叔说，“请不要诅咒我的母亲。她的不幸来自于年轻时错误地嫁给了您的亲哥。”

但三叔仍不罢休。“你把‘强奸’两个字挂在嘴上，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要不要脸?你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啊。”“对你看错了眼，当初他一分钱就不该给你，你活该饿死最好。”最后，三叔提到，小时候，母亲带着幼年的汤小甜去深圳，“像两个要饭的”。他说自己为母女俩安排住招待所，请吃饭，请假带她们玩，“所有一切换来你及狗男人(男友)的骂。”

汤小甜说，三叔的确对她很好。每次父亲不给钱时，她对三叔哭诉，三叔都会掏出一两千，“虽然不多，但对当时的我的确是救命钱。”高三毕业的暑假，她去深圳讨钱，爸爸不理她，是三叔打车带她去看了电影《阿凡达》。“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电影。三叔其实不感兴趣，看到一半他都睡着了。”因此，过去很多年，汤小甜对三叔寄托了一种父亲般的情感。

但三叔在哥哥性侵侄女的事情上，却没有任何干预。此次汤某涛被警方传唤后，三叔给汤小甜打电话，“他说，大哥就算杀人，他也要给他送饭，给他请律师。”

因为三叔的羞辱，汤小甜差点要放弃了，“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，双方生活都步入正常了，我不应该把自己弄到这么‘不要脸’的地步。”

“一直到一审结果出来前，我都非常难熬。”汤小甜说，在郑州公安局里，她对着不同的警察不停复盘过去的遭遇。她担心“不停地复盘，最后报警带来的收益是零”。

直到去了非洲，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习俗，之前的压迫感似乎才一放而空。她心情变好，重新勇敢起来。回过头看，汤小甜觉得，吐露和复盘这些在内心郁积多年的遭遇，不但不是“耻辱”和“二次伤害”，反而“对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”。

“有父母，还不如没有”

一审结果出来，汤小甜感到一丝开心——但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感，“就是看到一个人，终于有了恶报，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正义的结果。并不是我赢得了什么，而是顺理成章的，本该如此。”

她也不认为事情就此结束，“还需要那些对犯罪漠视、助纣为虐的人认识到错误并道歉。”

比起父亲的伤害，汤小甜觉得，这13年，母亲带给她的是更深层次的伤害。

2021年底报警前，汤小甜就敦促母亲去公安局作证，但刘芳“找出千种理由拒绝”;汤某涛被起诉至法院后，刘芳劝女儿，“汤某涛力量很大，你斗不过他的”。汤小甜看得到母亲身上根深蒂固的“懦弱、愚昧”，只能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

为了挽回女儿，刘芳终于答应作证。8月庭审前一天，她从老家赶到郑州，和万淼焱一起，给侦办此案的刑警送去了家乡特产——咸鸭蛋和挂面，“这样难的案子都破了，(警察)该得1000分”。但当天深夜，刘芳又打退堂鼓了，“我去了有什么用呢?我又说不过他。”万淼焱立刻给她鼓气。

第二天，刘芳勇敢出庭了。她说，从2009年女儿上大学到2016年研究生毕业，因为学费问题，她每次放假都让女儿去找汤某涛要钱，“每次一星期到半个月不等。只是每次回来，女儿都给我说，被她父亲猥亵了。不是摸胸就是摸下体。”

2009年第一次猥亵后，女儿给刘芳打电话哭诉，“说不想活了”。刘芳向河南110报了警，又打给深圳警方，但因她表述模糊，事情不了了之。“我心里是很难过。总希望下次会好的。”她还安慰女儿，“他是医生，是你父亲，没事的。”

她还回忆，2013年暑假女儿从郑州姑姑家回来后，变得“脾气很差，经常哭，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”。“我问她，她也不说。”刘芳对法庭陈述道，“还有几次差点自杀，有几回还让我拿刀把她爸爸砍死。要是能砍死，她就什么都听我的。”

直到2021年10月底至11月回国，汤小甜还是“一直哭闹，说很痛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”。以至于刘芳做了饭，女儿不吃，也不跟她说话。后来，还是女儿的男友马克告诉她，汤小甜在2013年被汤某涛强奸了，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

刘芳的供述构成了本案的有力证据之一。但汤小甜说，妈妈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协助报警、出庭作证，是在她“断绝母女关系”的威胁之下才做出的。汤小甜还听到，后来刘芳去跟她自己的朋友聊天，朋友也说，“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?”这让刘芳再次强化了自己当年“没错”的想法。

因此，她认为妈妈的那些妥协，只是出于权衡利弊，并不能证明她真的“反省、悔悟”。

自2016年出国后，汤小甜就逐渐不再和妈妈联系。最近两年更是接近“断了母女关系”。汤某涛被刑拘后，汤小甜回到非洲，拉黑了母亲的微信和电话。从那以后至今，都是男友马可在母女俩中间斡旋、传话。

“见到我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。只要见到她，我就会出现应激反应，情绪崩溃。”汤小甜说。甚至别人劝她和妈妈和好，她也不能忍受。她尝试去看一些“治愈母女关系”的书，但只要看上几页，就失去了耐心。“实际上，我对我妈的仇恨不亚于对我爸的仇恨。”汤小甜说，在“不能原谅”这件事情上，爸爸和妈妈两个人是“地位平等的”。

“我无法理解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性侵自己的女儿;我也同样无法理解，一个母亲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亲生父亲，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时候，还可以无动于衷。”汤小甜说。

庭审前，有关此案的新闻报道下方，有网友评论说，“那是被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两个人背叛的感觉”——这则评论击中了汤小甜的内心。

“承认自己不爱自己的母亲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承认自己有一个很垃圾的母亲，承认她不配做母亲，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”汤小甜觉得，这些话，说出来会很伤人，因此她不愿见到妈妈。某种意义上，汤小甜把自己看成一个“孤儿”， “有时候我想，我这种有父母的，还不如那些没有父母的好。”

直到今天，刘芳一直没有向女儿道过歉。也因此，汤小甜说，“我没有办法原谅她”。

不做“房思琪”

在观念上，汤小甜和代理律师万淼焱有着某种契合——两人都表达过对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响巨大的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的“不喜欢”。

万淼焱说，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看了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后，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，导致“阴影放大，创伤加重了”，“她们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说，虽然是自传性的。”汤小甜就是如此。2017年3月，看了这本“心理描写非常细腻”的书后，她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，并被诊断为抑郁症。医生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。但她觉得，“这种事情，需要自己去疏解，光靠外部力量，作用还是很薄弱的。”

真正能够治疗这个“心病”的，是“让犯罪者受到惩罚”。

一开始，汤小甜对报警心里没底。但她有2011年那次在学校河边的“偷偷录音”(实为诺基亚手机的录像)。“那段录音，我怕电脑坏了丢失，2012年存进了网盘，那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。”后来，她甚至忘了网盘密码。直到去年11月报警前，她和男友找来懂技术的人帮忙解密，下载下来。

直到听完那段录音，沉睡在心底的疼痛、尊严、屈辱再次被刺醒。“里面有很多他承认猥亵情节和诱导性交的内容。”震惊之余，她坚定了要报警、惩罚的决心，“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录更多的音。但我明白当时自己的弱小。”她在网上搜索了许多同类案件的文章，看到河北任丘小冉被性侵案后，她觉得小冉的遭遇和自己很像——都是遭遇性侵多年后再去追责和起诉，因此辗转找到了小冉案的代理律师万淼焱。

在有一点上，汤小甜很认同林奕含。2017年3月，林奕含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：“书里那个老师的原型人物，我常常跟我的医生说，万一那个人哪天老死了、寿终正寝了，我会轻视自己一辈子……我不是生来就会仇恨别人的人，可是我确实地想要物理性地伤害他，但我做不到”。汤小甜说自己也是一样，“如果我爸过得太好，不断再娶、生子，将来子孙满堂，颐养天年，那我的良心也过不去——他做了那样的事情，怎么还可以过得那么好?”

万淼焱告诉汤小甜，一位北大六院的心理专家讲过，“遭遇性侵之后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。当施暴者受到惩罚的时候，对受害者的心理重建会有很大帮助。如果施暴者没有受到惩罚，那么对受害者的伤害就会一直持续和加重，更谈不上心理恢复。”

与“房思琪”不同的是，汤小甜遭遇的性侵不是持续的，而是在三四年里断断续续的;与“房思琪”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相比，汤小甜随着时间流逝将那段经历“封存起来”，甚至本能地遗忘，“我努力强迫自己不要陷到里面去。”

为什么在十多年后“突然”报警?2021年11月，从非洲回来，见到妈妈，母女俩再次争吵起来。想到这些年里，自己和妈妈之间裂痕的根源都是因为那些事，汤小甜觉得不公平，“我没有必要再忍下去了。”

另一方面，她觉得，“要让一个人为他做的恶付出代价。如果他不付出代价，就是对我的加倍伤害。”在过往看到的同类事件新闻里，汤小甜一直感到，只有让施暴者受到法律制裁和惩罚，只有赢得“公平”，才是对受害人身心伤害的最好“治疗”。

“大声说出来”

2022年5月，汤小甜与男友在非洲结婚。

从外表看，被猥亵、被性侵的经历连同那个贫困、悲惨的童年并没有在汤小甜身上留下太多印记——她阳光明媚，用流利的英语与人沟通。

从2014年到华东某省读研究生后，汤小甜就在学校的帮助下，频繁做英语家教，每月收入三四千元。在没有亲人支持的情况下，19岁的她实现了经济独立。从此以后，她再也没问父母要过一分钱，也与汤某涛彻底断绝了来往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是汤小甜“变得强大”的开始。“只有经济独立，精神才会更独立一些。”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汤小甜曾在国内及非洲有过并不顺利的职场经历。直到2018年去埃塞俄比亚工作，境况才逐渐好起来。

她把那些痛苦的遭遇向男友马克倾诉，而后者有着足够的耐心和包容。去年11月之后，取证、报警、律师费已经花了十几万元，但马克鼓励她“要做下去。就算花更多的钱也是值得的”。

此前被媒体报道后，有网友担心，“如果当事女孩被人认出来的话，那她以后还怎么做人?”但汤小甜不以为然，“我不是很能理解，为什么经历过这种事情以后，我就不能做人了?”她想到了韩国电影《素媛》——小女孩的惨痛遭遇被“无良媒体”大肆报道，一家人也因此成为世俗目光中的耻辱。汤小甜无法认同这种逻辑，“我是受害者，我又不是那个施暴者。为什么反而我要去背负这样的道德枷锁?我做错了什么吗?”

在2009年之后的多年里，汤小甜曾经向多个她信任的同龄人吐露过“遭受亲生父亲猥亵、性侵”的经历。几乎无一例外，这些朋友在同情的同时，立刻提醒她，“这件事情，除了我，你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了。”

为什么所有人都把自己禁锢在“家丑不能外扬”的道德教条里，而让性侵犯罪得不到及时揭露和惩罚?这是汤小甜始终不能理解的，“其实就是在告诉你，你要一个人承担，要一个人去消化、吞咽。”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社会习俗和惯性，一次次压制了她报警的冲动，“我都怀疑我报警的想法是不是对的。”

她也遇到过一些有类似遭遇的女孩，“比如被邻居家哥哥猥亵”。她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当女孩子受到性侵，“尤其是家庭内部性侵时，就应该不要说出来”，甚至大部分家庭成员还按法庭要求，对性侵者出具刑事谅解书。

而汤小甜一直信奉的价值观是，只要遭到性侵，就应该“大声地说出来”。

“就算我拿个大喇叭，在街头上去说这件事，这都没什么。就算我告诉全世界所有人，那我也觉得我没有错。”这些年，她也的确把这段经历告诉过一些朋友，毕竟“没什么好羞耻的”。甚至一些连汤小甜都忘记了的的具体情节，朋友们还帮她记得。在2022年的警方侦查和庭审中，这些证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这种价值观和勇气，汤小甜说，实际上是一种从少女时代延续而来的叛逆心理。“早年，大家都不让我说，导致我不敢说，但生出了叛逆心理。现在我觉得没什么，因为无论是父母离异，还是遭受过性侵，都只是一个‘普通的故事’。”

“性本身是不需要被修饰的事情。被性侵更不应该是一个羞耻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事。而无论因为性格内向，还是觉得羞耻，大部分被亲友、领导性侵的人会选择隐忍——那就成了一种剥削。”海外工作的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汤小甜逐渐打破了传统的“性禁忌”观念。

她变得更勇敢，也更有勇气接纳自己了，“它让我要去和自己龌龊的父亲对抗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去和父权做抗争。”